名义：开局空降汉东成省一 作者:佚名
    第138章 诚意。
    他想起陈大姐说的那句话：“我知道老太太一个人也不容易。但谁来体谅我？”
    他想起值班民警说的那句话：“法律规定了不了人心。”
    他把报告放在一边，给省公安厅厅长打了一个电话。
    “老周，我想在新华路派出所搞一个试点。”他说。
    “高书记，您说。”
    “试点名称叫『矛盾纠纷非强制调解前置机制』。
    具体做法是：对第一次报警的矛盾纠纷类警情，不直接进入行政处罚程序，而是先由派出所『调解员』介入——这个调解员，不是民警，而是从社区招募的、有调解经验的退休干部、老教师、律师志愿者。
    他们负责在48小时內上门回访当事人，听诉求、讲情理、找方案。
    调解成功的，备案存档；调解不成的，再转入行政处罚程序。”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高书记，这个想法很好，但……”公安厅长语气有些犹豫，“调解员的资质谁认定？调解结论有没有法律效力？万一调解不成，反而激化矛盾，责任谁担？”
    高育良早就预料到这些问题：“资质由司法局认定，组织岗前培训和年度考核。
    调解结论不具有强制效力，但可以作为后续行政处罚或司法调解的参考依据。
    责任问题——只要调解员不是故意违法、不是重大过失，由派出所承担兜底责任。
    具体的容错条款，我让政法委起草，和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发文。”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声轻轻的嘆息：“高书记，您这是要在我们公安系统里搞『试验田』啊。”
    “不是试验田。”高育良说，“是探路石。探成了，全省推广；探不成，责任我担。”
    二月二十，新华路派出所正式掛牌成立“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室”。办公室只有十五平方米，两张桌子、几把椅子、一盆绿萝。墙上掛著一块匾，写著四个字：“听你说完”。
    首批招募的调解员共七人：一位退休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一位六十五岁的退休中学语文教师，一位曾当过二十年村支书的农民（现隨子女进城生活），一位执业十年的律师，一位社区里公认的“热心肠老大姐”，还有两位——是从省城一所高校心理学系招募的研究生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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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牌当天没有仪式。高育良只是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对派出所所长说：“三个月后，我来听你们的案例。”
    就在汉东內部“破冰”工作艰难推进的同时，那条环太平洋基金的技术线，却陷入了更深的水域。
    暂停调试的三天里，老杨带著团队，把那堆沟通记录从头到尾过了三遍。
    他们发现，德方在“自適应模块”问题上的隱瞒，並非孤立事件。
    早在项目启动阶段，对方提交的技术方案中，就有多处使用了“可优化”“可定製”“可根据客户需求调整”等模糊表述。
    只是当时中方团队急於推进项目，没有逐条深究。
    “这是套路。”老杨在內部復盘会上说，“不是针对我们，是他们应对所有新兴市场的通用策略——先用模糊承诺拿下合同，落地后再用『技术保护』『商业机密』当挡箭牌，能挤一点是一点。”
    “现在怎么办？”有人问。
    老杨沉默了很久。
    第四天，双方重回谈判桌。这次，老杨没有带技术专家，只带了一名法务和一名翻译。
    “施密特博士，”他的开场白很直接，“过去三天，我们认真復盘了合作以来的所有沟通记录。我们发现，贵方在自適应模块问题上的隱瞒，並非偶然。”
    他把那堆列印件推到桌子中央：“这里標出了十七处使用了『可优化』『可定製』『可根据需求调整』等模糊表述的关键条款。
    我们想知道，这十七处里，哪些是你们真正能做到的，哪些是『话术』。”
    施密特的脸色变了。
    他带来的翻译官快速把这段话译成德语。施密特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推到老杨面前。
    “这是项目启动时，总部发给我的內部技术评估报告。”
    施密特的声音很轻，“报告第23页，明確標註：自適应模块研发进度滯后，建议在合同谈判中使用『可优化』等表述，以爭取时间。”
    老杨拿起那份报告，翻了翻。报告是德文的，他看不懂。
    但最后一页那个红色的“机密”印章，他认得。
    “施密特博士，”老杨抬起头，“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
    施密特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拭。
    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给自己爭取时间。
    “杨先生，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了三十三年。
    我经歷过四次技术革命、两轮產业洗牌。我见过太多企业，为了短期利益，用话术换合同，最后项目烂尾、行业信誉崩塌。
    我以为，这种事离我很远。”
    他重新戴上眼镜，直视老杨：“直到汉东。
    直到你们拿出那些手写的技术记录，逐条核对我们说过的话。
    那一刻我意识到，要么继续用话术应付你们，直到项目彻底失败；要么，把真相摊开，看看还有没有继续往前走的路。”
    他顿了顿：“我选择后者。”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低鸣。
    老杨看著眼前这个德国人，六十多岁，鬢角花白，脊背挺直，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是疲惫，是坦诚，也是某种如释重负
    “施密特博士，”老杨说，“你这份诚意，我收下了。”
    他站起来，伸出手。
    施密特也站起来，握住。
    两只手在空中停了几秒。
    “那十七处模糊表述，”老杨说，“我们一起过一遍。
    你们能做到的，写进补充协议，明確技术指標和验收標准；你们做不到的，刪掉，或者换一种方式合作。前提是——”
    他看著施密特的眼睛：“从今天起，我们之间，没有话术，只有事实。”
    施密特点了点头。
    那天的会议持续了六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