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妻观音奴 作者:佚名
    第318章 云南之徵（四）
    江淮两浙的商贾拿著盖有商廉司朱印的契书散去。
    这金陵城看似风平浪静，那交错纵横的江南水网却已暗流汹涌。
    商贾逐利，素来雷厉风行。
    朝廷的政令若要依靠各级官衙一层层推行，少不得公文往返、推諉扯皮。
    然则这等以盐茶暴利为饵的买卖，根本无需督促。
    那些在水云间签了字押了手印的商会头目，退出门槛便开始调集船帮、抽调现银、大肆收购市面上的陈粮新谷。
    这种调动，远比朝廷徵发徭役来得迅猛高效。
    商人自有相熟的船户，有经验老到的艄公，更懂得如何防潮防霉、规划水路。
    他们为了换取那一纸能带来数倍利润的盐引，定会绞尽脑汁降低沿途损耗，用最快的速度將粮食运抵湖广交割地。
    对於大明朝廷而言，付出的是一堆印著硃砂大印的盐票茶引，以及未来那看不见摸不著的西南商路特许权，换来的却是三十万大军实打实的军粮。
    这是一场空手套白狼的国粹，更是皇权与商贾之间一次心照不宣的利益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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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笔帐，奉天殿里的朱元璋算得比谁都清楚。
    御案上摆著商廉司递上来的条陈，上面只有一行行乾瘪的数字。
    预计几时起运，几时交割，耗费盐引几何。
    朱元璋端坐在龙椅上，目光扫过这些数字，非但没有因商廉司大权独揽而生出半点猜忌，脸庞上反而露出了极为舒展的神色。
    帝王心术，歷来多疑。
    朱元璋诛杀功臣，废黜丞相，皆因那些人触碰了皇权的底线，试图在官僚体系中结党营私，架空天子。
    反观徐景曜，此人行事，偏偏避开了所有的官场大忌。
    他不结交文臣，不蓄养死士，连国公府的门第都刻意与那些骄兵悍將保持距离。
    他手里的商廉司，看似日进斗金，实则全依仗皇权的赋予。
    没有朱元璋的默许，那些商贾根本不会正眼看徐景曜。
    更为关键的是，徐景曜把所有的私心都摆在明面上。
    是以，朱元璋对徐景曜，已然毫无疑心。
    这种信任並非出於功臣之后的荫蔽，而是建立在政治逻辑与利益捆绑之上。
    徐家与燕王府联姻，徐景曜本人又深受太子朱標信赖。
    徐景曜的利益，早已与大明皇室的利益严丝合缝地嵌在了一起。
    他图谋商贾之利，是为了给大军筹粮，他改良制度，是为了稳固大明江山。
    朱元璋合上条陈，提笔批了准行二字。
    粮草既定，这南征大军也终於到了定帅的环节。
    平定云南，並非寻常剿匪。
    前元残余势力据守云贵高原，那里山川险恶，瘴气瀰漫，蛮夷土司各怀鬼胎。
    想要在这种绝地打贏一场灭国战，非得有经天纬地之才与破釜沉舟之勇不可。
    主帅定为潁川侯傅友德。
    此人並非淮西旧將，而是降將出身。
    正因是降將，他比任何人都渴望用实打实的军功来稳固自己在朝堂上的地位。
    傅友德用兵，极重法度，稳扎稳打，绝不冒进。
    西南地形复杂，大军深入不毛，最忌讳的便是贪功冒进导致的全军覆没。
    傅友德的稳，便是这三十万大军的定海神针。
    先锋印交给了永昌侯蓝玉。
    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太子妃的舅父，属於绝对的东宫嫡系。
    此人性格桀驁，胆大包天，用兵极具攻击性，善长途奔袭与奇袭。
    云南山高路险，若是只是一味求稳，必然陷入持久的消耗战。
    必须有人去撕裂敌人的防线，去摧毁敌人的意志。
    蓝玉，便是这把刀。
    而作为后继镇守之选的，是西平侯沐英。
    沐英是朱元璋与马皇后抚养长大的义子，对大明忠心耿耿，无可挑剔。
    他不仅驍勇善战，更兼具抚绥地方的政治手腕。
    打下云南只是第一步，如何在那种多民族聚居、文化迥异的边疆重地建立长久的统治，才是真正的考验。
    这一主、一锋、一镇的铁三角阵型，堪称大明初年最豪华的武將班底。
    他们彼此之间既有互补，又有制衡。
    这种人事安排，绝非偶然，而是朱元璋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反覆推演，在武英殿的烛火下敲定的国策。
    前方將士摩拳擦掌，后方商廉司却是另一番兵荒马乱的景象。
    徐景曜並未因自己的筹谋得到皇帝认可而沾沾自喜。
    恰恰相反，当真正开始运转时，他才深刻体会到，纸上谈兵与实际操作之间存在著怎样难以逾越的鸿沟。
    商廉司的籤押房內，帐册堆叠如山。
    各方匯总而来的数据，如同乱麻一般缠绕在一起。
    徐景曜坐在案后，看著陈修递上来的水路转运堪合，眉头紧锁。
    他知道明初平滇之战的结果，他知道开中法的歷史走向，他甚至懂得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但他不懂一艘两千料的沙船在逆水行舟时每日需要消耗多少口粮。
    他不懂江淮梅雨季节粮食在船舱里的自然霉变率。
    他更不懂那些常年混跡水上的船老大们为了剋扣斤两会玩出多少种花样。
    这些微观层面上的操作，是任何宏大歷史书都不会记载的死角。
    “大人，苏州商会呈报，近日江面风浪颇大，有两艘粮船在镇江江面触礁沉没。
    按著契书，这损耗由他们自理。
    但他们上书诉苦，言及水脚银子（运费）飞涨，恳请商廉司在盐引的品秩上予以通融，將原本承诺的淮北盐引换成淮南盐引。”
    陈修立在案前，有条不紊地稟报。
    徐景曜揉按眉心。
    淮南盐质优价高，淮北盐多杂质。
    商贾这是在藉机討价还价。
    “驳回去。”徐景曜並未犹豫，“契书既定，便无更改之理。
    沉船是天灾也是人祸。
    告诉他们，商廉司只看交割的粮食数目给引。
    若开此先例，日后各家商会皆以风浪为由要求加恩，这规矩便立不住了。
    做买卖讲究契约，打仗更是军令如山。
    谁若敢在这节骨眼上拿乔，剥夺其特许资格，名下的船只尽数充公。”
    政令下达，徐景曜心底却泛起一阵无力感。
    他並非全知全能。在这繁杂的国家政务面前，个人的智慧显得极其渺小。
    他能依赖的，只有陈修这样精通数术、熟悉律例的实干官僚，以及那套强权背书下的严苛制度。
    这种认知，反而让他愈发清醒。
    不要学崇禎那样去涉足自己不熟悉的具体微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