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对於白马乡派出所所长雷涛峰而言，面对的是非拳脚能解决的对手。
    他带著白马所四名精干民警和两名熟悉各村情况的联防队员，將侦查网撒向白马乡及周边十几个行政村。
    他们的方法最笨，也最基础：
    逐村走访，查阅户籍和暂住登记底册，召开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座谈会。
    “最近村里有没有年轻姑娘不见了的？”
    “有没有外地来的年轻女人，最近突然没影了？”
    “12月20號前后，有没有看到过生面孔的年轻女人在附近晃悠？”
    ……
    雷涛峰反覆问著类似的问题。
    他们梳理了白马乡派出所近三个月的所有报警记录和群眾来访记录，没有一起符合死者特徵的年轻女性失踪报案。
    对外来暂住人口的登记核查也显示，近期並无新增又突然消失的年轻女性暂住者。
    那些在船村机械厂、乡砖瓦厂打工的外地人员中，女工本就稀少，且经厂方和同乡確认，近期並无人员异常缺失。
    回应他的，多半是村民们茫然的摇头、谨慎的打量。
    甚至，还有些捕风捉影、经不起推敲的传闻。
    在白马乡红星村，王姓老头反映，他们家闺女去南方打工三个月没信儿了。
    一查时间，人是九月走的。
    李村，有个媳妇跟人跑了，民警赶去核实，发现那“媳妇”都三十八岁了，且一周前还有人见过。
    一天下来，雷涛峰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各种人名和线索。
    每一条旁边都打上了“x”或“？”。
    “x”，代表排除。
    “？”，则表示待查，但希望渺茫。
    雷涛峰的心理是矛盾的。
    看著笔记本上的结果，既让人稍鬆一口气，又感到沉重。
    一方面，白马乡本地及周边，风平浪静，没有泛起与那具河边女尸直接相关的涟漪；另一方面，意味著“11?25案”的受害者身份得不到確认。
    受害者身份得不到確认，意味著离破案遥遥无期，更不要说立功了。
    前一段，马桥所就是协助分局破了大案，立了功，在分局开会碰到所长张兴文，那样子，走路都要飘上天去了……
    与此同时，由林大伟带领的小组，以白马乡汽车站为圆心，將触角伸向车站周边。
    1994年的白马乡汽车站，其实非常简陋。
    一个敞开的黄土院子，用白灰划出几个停车位，院子一角是两间平房，一间是售票兼候车室，另一间是司机休息兼调度室。
    白马乡汽车站虽说是小站，但途径的客车，除了从更远的马桥乡路过此地前往江兴市的外，还有从更远的省城、云城来的班车在此停靠。
    售票厅里只有一个半旧的水泥柜檯，墙上掛著一块手写班次时间的小黑板。
    车站工作人员满打满算就三个：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售票员，一个调度员，还有一个看门兼打扫卫生的老大爷。
    林大伟和组员们首先盯住了这里。
    他们拿著根据尸检报告和法医推断绘製的死者模擬画像，反覆询问这三个人。
    女售票员皱著眉头看了半天画像，摇头：
    “每天从这儿上车下车的人，虽说不如市里大站多，但也不少，脸生的更多。这么个姑娘……没啥印象。特別漂亮的或者特別扎眼的可能还记得住，这画上的样子，要说漂亮么也算，但还是太普通了。”
    调度员抽著烟，眯著眼回想：
    “二十號到二十五號？那几天，进出车站的车很正常，在站里下车的，有拿大行李的，但用这种硬壳箱子的不多，多是编织袋、麻袋。女人？单独坐车的女人有，但拿著大箱子的……真想不起来了。”
    看门大爷更是摆摆手：
    “我就管开门关门扫院子，没留心看人啊……”
    车站內有一家小小的、主要卖香菸、零食和饮料的“利民小卖部”。
    店主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同样对死者画像没有印象。
    在车站毫无收穫，林大伟带著人扩大范围。
    他们走访了车站外马路对面零星的几家私人旅馆、饭馆，甚至修车铺。
    询问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期间，是否有符合特徵的年轻女性入住、就餐或出现，是否有人携带类似的大號深灰色硬壳行李箱。
    答案依旧令人失望。
    私人旅馆登记混乱，甚至不登记，店主对几天前单个旅客的记忆早已模糊。
    饭馆老板只对常客和团体客人有印象。
    “妈的，就跟沙子漏进沙子堆，一点痕跡都没留下？”
    一个年轻侦查员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
    林大伟脸色铁青，但他没泄气。
    “走，去船村机械厂。那边外地工人多，流动性大，问问看。”
    船村机械厂规模不小，厂办工作人员配合地调阅了近期用工记录，並找来几个车间主任和班组长询问。
    但厂里女工主要集中在装配和后勤岗位，人数相对固定，近期並无无故缺勤或离职人员。
    对於是否见过画像上的女性或有人携带类似行李箱，工人们都表示没见过。
    中午时分。
    疲惫不堪的林大伟小组几乎要撤回时，他们抱著最后一丝希望，再次回到白马乡汽车站附近，对周边做更细致的“梳头”走访。
    就在车站斜对面，一家灯光昏暗、主要卖日用杂货兼公用电话的“芳芳商店”里，转机出现了。
    店主是个五十多岁、戴著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的老太太。
    当侦查员出示死者画像时，她同样摇头。
    但就在侦查员例行公事地问起“有没有看见有人拿著大的、深灰色的硬壳行李箱”时，老太太扶了扶眼镜，若有所思地“嗯……”了一声。
    “箱子啊……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
    老太太慢吞吞地说，
    “不是女人拿的，是个男的。”
    林大伟立刻精神一振，示意组员仔细记录。
    “男的？什么时候？什么样？”
    “就是……前几天吧，具体哪天说不准了，反正是白天。”
    老太太努力回忆著，
    “个子挺高，瘦瘦的，穿著件……好像是件灰色的长风衣？还是米色的？记不清了。他拖著个大箱子，就是那种硬的、方方正正的箱子，顏色挺深，从车站那边过来。
    “在我这店门口站了一下，朝里面望了望，好像想买烟还是打电话，但最后也没进来，拖著箱子往那边走了。”
    她指了指车站西侧，那边有一条岔路通往更偏的郊区和大片农田。
    “您看清他长相了吗？多大年纪？”
    “长相……隔著玻璃，又没正脸对著我，没看清。年纪嘛，感觉不算很大，三十左右？反正不像是老头。”
    “箱子有多大？跟这个差不多吗？”侦查员比划著名技术科给出的尺寸。
    “哎哟，那可说不准，反正不小，他拖著挺费劲的样子。”
    “就他一个人？有没有同伴？”
    “就他一个……”
    林大伟立刻拨通了王光明的大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