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开局空降汉东成省一 作者:佚名
    第140章 不好对付，才能学得会。
    林惟民听著，没有评价，只是点了点头。
    高育良那边，也匯报了“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室”的进展。
    “首批七名调解员，培训一周后上岗。上岗第一周，接手了十一件积压的老案子。
    目前成功调解三件，正在调解五件，三件当事人拒绝调解。”
    高育良说，“成功的那三件，有个共同特点——调解员第一次上门，什么话都不说，就坐著听当事人讲了两个小时。”
    林惟民脚步顿了顿，侧头看了他一眼。
    “听两个小时……”
    他咀嚼著这几个字，“比法律条文还管用。”
    “是。”
    “很多当事人，要的就是这个——有人愿意听他说完。”
    三人沉默著走了一段。
    林惟民忽然停下脚步，指著那棵银杏树：“你们看。”
    沙瑞金和高育良顺著他的手指望去。
    夕阳余暉里，银杏枝条顶端，那些细密的、几乎看不见的芽苞，已经撑破了冬日的硬壳，露出一星半点的、若有若无的绿。
    “要发芽了。”
    林惟民说。
    他收回目光，看向两位並肩走了一年多的战友。
    “改革也是这样。
    急不得，也慢不得。
    该破的壳，得破；
    该出的芽，得出。”
    他顿了顿：“一年了，汉东这棵树，根扎得比以前深了。
    接下来，就看它能不能长出更多新芽。”
    沙瑞金和高育良没有说话。
    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在还没有返青的草地上，投下三道並肩的、稳稳的影子。
    远处，省委大楼的灯光次第亮起。
    春夜的风从江边吹来，还带著些许凉意，但已经没有了冬天那种刺骨的冷。
    风中隱约可以嗅到——泥土鬆动、草根返青、万物將发的那种，若有若无的、湿润的、等待的气息。
    三月，如约而至。
    汉东的春天从不张扬。先
    是柳条泛出鹅黄，再是迎春花爆出碎金，最后才是那些高大乔木，不动声色地把嫩芽顶破树皮。
    等你察觉时，满城已经绿意蒙蒙。
    但这个三月，省委大院里的人们，却没多少心思赏春。
    “三条主线”进入深水区后的第一份督查通报，在三月中旬印发。通报不再罗列成绩，而是用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详细解剖了五个“推进不力”的典型案例——每个案例都附有具体时间、具体责任人、具体问题节点。
    被点名的有县处级干部，也有厅局级。
    措辞直接到近乎冷酷：“某某同志作为第一责任人，对改革任务重视不够、调度不力，致使该项工作连续三个月无实质性进展。”“某某单位在落实『標准地』改革中，以『等待省里细则』为由消极等待，导致试点企业土地閒置半年。”
    通报末尾，加粗印著一句话：“改革不是请客吃饭。
    定了的事，就要干成。
    干不成的，换个能干的来。”
    据说，这句话是林惟民亲笔加的。
    通报印发当天下午，就有三个被点名的地市和省直单位一把手，主动到省委匯报情况。
    其中一位，在匯报时声音发紧，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
    林惟民没有批评，只问了三句话：“问题出在哪？打算怎么改？什么时候能改到位？”
    那位干部一一作答。
    林惟民听完。
    “方案可以。
    回去抓落实。
    一个月后，我让督查室去回头看。”
    那人走后，小周轻声问：“书记，您脾气比以前好了啊，都不批人了。”
    林惟民摇了摇头：“批有用的话，还要制度干什么。
    通报就是最重的批评。
    他能主动来，说明还在乎。
    在乎的人，还有救。”
    就在这份通报搅动全省官场的同时，环太平洋基金那条线，也进入了一个微妙的关口。
    双方技术团队按照施密特提出的“坦诚原则”，把那十七处模糊表述逐一过筛。
    结果很快出来：真正能做到的，只有六处；
    需要补充研发才能实现的，有七处；
    完全属於“话术”、根本无法兑现的，有四处。
    老杨拿著这份清单，向沙瑞金匯报。
    “省长，这四处根本做不到的，涉及智能电网核心算法的三个关键模块。
    他们当初写进方案，就是为了拿到项目入场券。”
    老杨语气很重，“如果我们现在追究合同违约，可以让他们赔偿损失。
    但项目也就停了。”
    沙瑞金沉默了几秒。
    “你想不想停？”
    老杨没立刻回答。
    “实话实说。”沙瑞金说。
    老杨抬起头：“省长，我不想停。
    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我们自己。
    这半年多，我们的团队跟著这个项目，学了不少东西。
    从设备调试到数据分析，从工艺参数到质量控制，以前都是纸上谈兵，现在有了真傢伙可以练手。
    如果现在停了，学到的东西，只能烂在肚子里。”
    “而且，施密特这个人，虽然一开始有隱瞒，但后来能主动拿出內部报告，说明还有合作的诚意。
    这种人，比那些一直笑嘻嘻、背地里使绊子的，更值得打交道。”
    沙瑞金听完，脸上没有太多表情。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林惟民的办公室。
    “书记，有个情况需要定个调。”
    他把老杨的匯报简要复述了一遍。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林惟民的声音：“老杨在不在你旁边？”
    “在。”
    “让他接电话。”
    老杨接过话筒，有些紧张：“林书记。”
    “老杨，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继续合作，你有没有把握，在三年之內，把我们自己的人才队伍，培养到能够独立设计、调试、优化同类生產线的水平？”
    老杨愣了一下。
    这个问题，他其实想过很多次。
    “书记，我不敢说三年。”
    他斟酌著措辞，“但五年之內，如果项目持续运转、团队持续参与，我有信心。”
    “五年。”
    林惟民重复了一遍，“好，我记下了。”
    电话掛断。
    老杨举著话筒，有些发愣。
    沙瑞金看著他，嘴角微微扬起。
    “林书记的意思，还不明白吗？”
    “让你继续干，但立了军令状——五年，人才队伍要出师。”
    老杨放下话筒，手心里全是汗。
    三天后，双方签署了一份补充协议。
    协议明確：那四处无法兑现的模块，从合作范围中剔除；
    对应的合同金额，按比例核减；
    同时，新增一个“人才联合培养”条款，要求德方每年接受汉东方五名工程师赴德培训三个月，费用由项目经费列支。
    施密特在签字时，对老杨说了一句：“杨先生，你们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不好对付的合作伙伴。”
    老杨笑了笑，没接话。
    他心里想的是：不好对付，才能学得会。